[中] 當首爾遇見香港 ── 觀香港舞蹈團「八樓平台」節目《韓舞紀》有感

1. 由韓國身體舞蹈團柳碩勲編舞、與李倫勍演出的《路》，兩位舞者手握紅巾演繹作品。

​韓國現代舞的歷史其實並不算久遠。按照該國文化部一份官方報告，韓國現代舞雖然在20世紀初日據時期已具雛形，但要到1980年代才得到大規模發展。開設專業舞蹈教育的大專院校，公立或私營的舞蹈團體，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的資金扶持等，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合力幫助韓國現代舞，發展成為亞洲當代舞壇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實，在韓國現代舞發展的歷程中，最具特色及活力的，是那些風格多元且異常活躍的小型舞團。去年十二月中來港參與香港舞蹈團「八樓平台」節目演出的兩個韓國現代舞團，便都是這樣小巧又靈活的小型獨立團體。筆者前往欣賞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場，看罷，發覺四位韓國舞者不論肢體語言抑或情緒表達的功力都不俗，與香港舞蹈團舞者的演出對照來看，亦能凸顯亞洲兩地編舞與舞者在表意與抒情上的相似與相異。

此番「八樓平台」節目名為《韓舞紀─首爾·香港·相遇》，由三齣短節目構成。先是韓國磨墨舞蹈團的金錫中與姜旻京演出編舞家尹敏碩的作品《雜感》，接著由韓國身體舞蹈團柳碩勲與李倫勍演出《路》，壓軸是香港舞蹈團七位舞者詮釋編舞黃磊的《身·影》。

2. 韓國磨墨舞蹈團的金錫中與姜旻京演出編舞家尹敏碩的作品《雜感》，舞蹈有不少承拓及支撐的動作。

依其名，這場實驗味道濃郁的節目重在發掘「相遇」兩字的意涵。儘管首爾與香港同為亞洲城市，兩地近代史也都經歷過諸多波折，但這兩座城市不論社會景狀抑或文藝氣質都有相當顯著的差異。活躍在兩座城市的編舞及舞者，因生活及工作環境的不同，必然對現代舞這一可塑性極強的藝術門類，擁有不同的理解與體悟。大致說來，韓國舞者的兩齣作品《雜感》與《路》均試圖從韓國舞蹈及音樂傳統中，找尋滋養當下的因子；而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者黃磊編創的《身·影》，則更多是個人情緒的書寫，是直指當下的。

三位編舞在此節目中，都傾向於純肢體編創。《身·影》的演出空間中懸著一盞昏黃的吊燈，作品《路》中兩位舞者各握著兩方紅綢巾以輔助敘事，唯獨《雜感》從頭至尾，真正是一件道具也不見。兩位舞者藉由身體的交纏分離又再交纏，解釋個體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而且，編舞時常為女舞者安排承托及支撐等力量型動作，又安排男舞者扮演抒情的角色，似在有意挑戰觀眾對舞者性別及角色的慣常認知。

熟悉現代舞的觀眾都知道，純肢體編排對編舞及舞者的空間掌控能力都是不小的挑戰。對於人與空間關係的處理，給筆者留下最深印象是《身·影》。也許因為舞者人數較多的緣故，編舞在為舞作建構框架的過程中，可以採用更多元且更富解讀空間的嘗試。獨舞、男女雙人舞、女女雙人舞以及多人群舞等樣式，頻繁在黃磊的作品中穿插互動，一來令到這齣長達四十分鐘而無故事情節的片段式舞作不顯沉悶，二來也充分地發掘舞者與舞台空間的微妙關聯。

3. 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者黃磊編創的《身·影》，圖中舞者為華琪鈺及潘翎娟。

《身·影》從內容到樣式都是現代性的，並未像《雜感》及《路》那樣，將阿里郎等韓國傳統音樂以及韓國太鼓演奏者的肢體動作糅入作品中。黃磊及一眾舞者想要呈現的，是人們身處香港這一繁忙、急速的都市中，眼見周遭光怪繽紛之景觀，內心深處生出的惶惑甚至迷失等難以言說的情緒。舞作中男、女舞者的互相操控如擺弄玩偶一般，其背後亦有權力關係的某種指涉；而獨舞與群舞一前一後的對角線式構圖，或也反映出都市人疏離或被邊緣化的生活。

舞台上既然沒有或少有道具，那麼燈光及音樂等輔助敘事或抒情的功能則不可或缺。蔡世豪為黃磊作品創作的電子音樂有清冷神秘的意味，當中穿插的德語文本是一位女子碎碎念式的獨白，聽來格外落寞。燈光設計師鄧煒培在《身·影》中，巧妙運用貼著地面的側燈，將舞者的影子投射在佈景板上。被刻意放大、誇張甚至扭曲的身影宛若怪獸一般，更加重了舞作中悲傷沉重的味道；而在《路》中，燈光師自高處打下一束光，正照在舞台中央的紅綢巾上。此舉一來凸顯道具的象徵意味，二來也透過這暗黑中光亮的一點，愈發見出舞台空間的戲劇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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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夢

大眾傳播及藝術史雙碩士，不可救藥的古典音樂及美食愛好者。藝評文章散見於香港、北京和多倫多等地報刊及網站。

評論場次：2015年12月20日，下午3時

地點：上環文娛中心八樓香港舞蹈團「八樓平台」

攝影：Henry Wong @ S2 Production